上海东隆羽绒制品有限公司也是本次终止合作的代工企业之一，蒋留红是该公司采购部负责人。她告诉《第一财经日报》记者，去年5月份已有阿迪达斯将关闭苏州工厂的风声，但阿迪达斯中国财务运营总裁兼阿迪达斯苏州工厂直接负责人Erick Haskell在去年11月专门召集数十家供应商座谈，否认了阿迪达斯苏州工厂即将关闭的消息，并承诺合作在2015年前不会改变。

而今，眼下的情形仿佛是对当初承诺的讽刺，被承诺的代工厂结伴向阿迪达斯讨说法。

而去年11月座谈会上阿迪达斯方面给予的只是口头承诺，并未形成书面文件。对此，蒋留红说：“当时我们提出让他写一个书面协议给我们，他当天的托辞是承诺书只能稍后由律师来起草，但后来就一直没有给我们。”

欧盟对华鞋产品反倾销应对联盟秘书长郭炜文认为，企业在做决策的时候要进行风险评估，当时就应该坚持签协议， “要对方负责任，那么之前就要签协议。你没有任何的协议，这是很难做得下去。”

“虽然没有书面协议，但我们有录音。”参加当天会议的代工厂负责人之一的陈云福说。

广东国际经济协会理事王春平律师认为，如果阿迪达斯确实做出这样的承诺且违背该承诺，则是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，是法律所不允许的。

我们的要求很简单

阿迪达斯代工厂需要讨说法的方面主要有三点：

第一，2015年前不终止合作承诺的兑现问题。

第二，订单的持续是否只是一种敷衍？蒋留红表示，8、9、10三个月按照往年的订单量的话至少有25万件，而今年却只有2万余件，她认为这个2万件也不过是阿迪达斯为了把时间拖延到10月罢了。

第三，机器设备尤其是特殊设备的赔偿问题。因阿迪达斯表示，对于代工厂的机器设备不在补偿范围之内，代工厂对此表示不满。

据与会代工厂代表介绍，2009年阿迪达斯提出一项名为Gassa Milestone计划，该计划对代工厂的产能、设备、软件等作出评分，评分不达标的企业将被淘汰。由于这项计划，代工厂纷纷在培训、设备、软件上投入不少资金。

郭炜文指出，代工厂只有在与阿迪达斯签订相关协议的前提下，才能找它分摊成本。

郭炜文分析说，代工厂在与客户合作过程中，客户要求提高设备的质量是合乎情理的，代工厂自身需要评估风险，“阿迪达斯没有强迫你，你也有权利不采购。客户有选择你的权利，你也有选择客户的权利。”

针对专门用于阿迪达斯产品生产的特殊机器设备，郭炜文说，应按照合同约定处理，如果没有合同约定，从诚信原则来说，代工企业可以向阿迪达斯提出赔偿，但最终还得看是否能得到法院的支持。

中小微企业维权难

陈云福回忆说，他的代工厂与阿迪达斯已经打过十几年的交道，除了目前产生的矛盾外，阿迪达斯在生意过程中还是一个不错的合作伙伴，“阿迪达斯于1996年前后进入中国，我们帮着它长大了之后它就忘记从前。”陈云福话里流露出几分心酸。

“我们几家代工厂是联合起来跟阿迪进行沟通的，单枪匹马对方更加不理睬你了。”蒋留红说。

据蒋留红透露，日前，几家工厂的代表致邮件给阿迪达斯方面，后者负责人Erick回复邮件表示会在近期安排会议。“现在还没有想过找律师走法律渠道，只是想先谈一下，如果不行的话可能会请律师，但是尽量不要到那一步去。阿迪达斯方面现在表示愿意再谈一次，但再谈一次的结果是什么，现在还说不准。”

代工厂负责人也向本报记者诉说了中小企业维权的无奈：政府没有扶持的律师团队，要打官司得自己请律师，而工厂的能力有限，且在维权上缺乏经验、资金和精力，处在弱势地位，中小微企业“爹不疼妈不爱”。

陈云福坦陈，中小微企业在维权方面一没经验、二没精力，处于弱势地位，“能把工厂管好就已经不错了”。

王春平则建议，国内的代工企业在签合同的时候，需要找相应的律师、法律人士或法律顾问对合同条款进行严格的审查和把关，对于一些对自己特别不公平的条款，要做出修订后方可签。若为拿下业务草率签下合同，则将来可能出现的风险只能由自己承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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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一旦终止合作我们的员工怎么办？设备投入怎么办？这些损失是巨大的，而且是全部由我们自己承担。” 蒋留红无奈的表示，“仅我们工厂的设备损失就在300万元左右，我们现在只希望阿迪达斯方面能给出一定的设备补偿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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